1979年施行计划生育政策每家只能生一个，陈云直言：若处理不好恐遭断子绝孙的骂声吗？
1978年12月的北京寒风凌冽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，一位与会干部低声嘀咕：“九亿人口要吃饭，这笔账怎么算？”灯光下，几张写满数字的表格像一面冰冷的镜子，把“人多势众”这句话照得愈发刺目。
回到1949年，新中国初立，人口四亿出头，遍地急缺劳动力。毛泽东强调“人多好办事”，而在上海主持财经接管的陈云也认为，多一双手就多一份生产力、多一条扁担就能挑走多几袋米。那是一个需要“人海”筑起厂房、修铁路的年代，鼓励生育几乎是天然的选择。
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字很快打破了乐观。1953年，全国已有近六亿人；仅过十一年，这个数字涨到将近七亿。粮食亩产涨幅赶不上孩子出生的速度，粮票成了家家户户的紧箍咒。东北某地招两百工人，竟收到上千封报名信，“抢饭碗”一词开始频现报端。
1955年，国家计委的一场内部会议上，墙上的折线图让人心惊。人口曲线仿佛脱缰之马，资源曲线却像蜗牛。“再这样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陈云抬头，眼镜闪光。有人提醒：老百姓把多子当福，节育难开口。他只留下六个字：“不做，日后更难。”会议散场，却揭开了新的序幕。
次年，报纸上出现避孕常识，城市妇幼保健站多了节育门诊，虽然低调，却昭示风向的转折。同一时期，提出《新人口论》，用数学模型预判粮食危机，观点刺耳，一度被冷处理；但在决策层，会心的点头悄然增多。
进入70年代，经济困顿与婴儿潮相互交织。乡村地亩紧张，城市宿舍加床如插秧，每年上千万新生儿推高了学位、岗位、口粮的全部成本。1978年秋，赴宝钢工地调研的陈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小字：人口若失控，钢再多也不够盖房子。
1979年元旦后，计划生育办公室召集各省会议，亮出最新数据：当年预估新生二千万，八成来自农村。参会者有人摇头：“若真限一胎，乡亲们能答应吗？”疑虑弥漫。
3月14日，陈云重掌经济工作。第一次碰头会上，他摊开资料，“九亿人里，有六亿半要粮票，有七亿盼就业。要现代化，必须先给出生率踩刹车。”他把铅笔在纸上划出五道杠：造舆论、立法规、普及避孕、奖励独生、完善养老。
“要是被骂没后嗣怎么办？”有人犹豫。陈云语气平静：“宁可现在难听，也不能让子孙吃苦。”一句话，定下调子。
6月，他赴上海考察。炎夏的石库门里，十几口人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里弄房，孩子们围着水龙头争抢洗脸盆的场景触目惊心。他对身边干部说：“上海尚且如此，中西部更紧张，这事拖不得。”
秋风乍起，党中央向社会发出倡议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。地方随即推出住房、就业、医疗的优惠配套，街头巷尾贴起“晚婚晚育、少生优生”的标语。农村里，愿意“只生一个”的家庭可优先分配化肥、农机。
短短几年，出生率从30‰降到18‰左右，粮食自给压力略见缓解，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开始回升。有人埋怨家里香火断了，也有人因为独生补贴得以让孩子继续读书。千家万户的计算不同，国家账本却第一次出现了“可控”的希望。
回望那张五道杠的纸，不难发现，它并非灵光一现，而是三十年国情演进后的必然产物。陈云在上海的“冷眼”与他年少时对“人多好”信念之间隔着数以亿计的新生人口，也隔着从革命到建设、从烽火到发展的一整段时代路程。政策能否完美无缺？当然不能；可在那个节点，它昭示了决策层为长久发展所作的取舍与担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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